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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89章 杀招（第11页）

“是。”

“为何？”

“啊这。”

还能因为啥？

当然是因为完颜构建炎南渡以后，抛弃父兄，以“莫须有”的罪名冤杀岳飞，签订了《绍兴和议》，宋金两国东以淮河中流为界，西以大散关为界，从此“南自南，北自北”。

如此一来铁血大宋的三冗问题就被神奇地解决掉了，而偏安一隅的南宋财政情况极大富裕，而南宋的理学家们不需要面对搞钱的压力，自然就可以重新站在道德高地上对着“利”指指点点，甚至将“义”与“利”、“天理”与“人欲”彻底对立起来。

至于燕云、两河、关陕、中原、山东、淮北等地的汉人百姓，都说了“南自南，北自北”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

你陈亮想倡导事功之学，收复中原，那我一定要把你驳倒、驳臭。

哦，忘了说了，辛弃疾那著名的《破阵子·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》里面的“陈同甫”，就是事功之学也就是实学的代表人物，陈亮。

马作的卢飞快，弓如霹雳弦惊，梦里想去吧。

所以，汉唐-北宋-南宋，关于“义利观”的思想脉络转变，便已经是一目了然了。

汉唐的主流是“义利两有，重义轻利”；北宋有张载主张“利之言利，犹言美之为美，不可一概而论”，也有二程主张“和于义乃能利物”；到了南宋朱熹则是极为偏激地主张“君子只见得义，小人只见得利”。

而这一切哲学思想的转变，都是因为时代背景不同而产生的，与时代的经济条件密不可分。

事实上，当“义利观”的转变与时代的经济条件紧密结合的时候。难道不已经是一种答案了吗？

等朱高炽给朱棣解释清楚的时候，汪与立也终于结束了思考。

一滴汗水从他的额头滑落，坠落在团垫上晕染开来，汪与立的脸色已经有些微微红了，老年斑显得异常刺眼，显然刚才的思考耗费了他大量的脑力。

事实上，辩经跟围棋是极为相似的，国手对弈，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绝非妄语，而像汪与立和卓敬这种上了年纪的老人相对跪坐辩经，还是在万人瞩目的环境下，对生理和心理更是双重考验。

不过卓敬的优势是，他比汪与立更年轻，身体素质更好。

汪与立八十多了，他“才”六十多。

汪与立缓缓开口，声音已经有些嘶哑：“二程有言，大凡出义则入利，出利则入义，天下之事，惟义利而已太祖高皇帝固然德被四海，天下赤子莫不感其恩德，然和于义乃能利物，岂有不得其宜，而能利物者乎？人皆知趋利避害，圣人则更不论利害，义当为与不当为，便是命在其中也。”

前面的意思很简单，不用翻译，唯有汪与立的最后一句话，引用自《朱子近思录·卷七》第二十六条，原文是：“孟子辩舜、跖之分，只在义利之间。言间者，谓相去不甚远，所争毫末尔。义与利，只是个公与私也。才出义，便以利言也。只那计较，便是为有利害，若无利害，何用计较？利害者，天下之常情也。人皆知趋利而避害（后续同上）。”

这里要注意的是，大儒辩经，引用的先贤话语绝不是随便引用的，不是说觉得哪个应景，就用随便拽一个，而是在回答得体的同时，都有着更深层次的涵义作为给对手挖坑的陷阱，如果对手水平不够品不出来，无法在回答时及时避开，那么下一个回合，这个陷阱就会马上变成杀招。

汪与立之所以引用朱熹的话，是因为朱熹引用了孟子关于“舜、跖之分”的话，而为什么孟子的话很重要，稍后再解释，先说朱熹这句话的主旨涵义，也就是朱熹把重点放在了“间”上，朱熹认为这个“间”，说明舜、跖二人相距不远。

意思是说，孟子对于义与利的关系区分的并不是很远，一般情况下对于义、利二者的判断，只能表明了二者是同时存在于人心，因而说天下之常情是俗人的通用标准，而圣人则从不计较利害，也就是在义与利之间不做计较。

换言之，就是巧妙地用朱熹的解释，绕开了卓敬拿老朱当的这面挡箭牌。

所以翻译结束，汪与立是想说，像大明太祖高皇帝这样的圣人，凡事只以“当为或不当为”而定，从不想“利”，因而虽然太祖高皇帝说了“利”，但这个“利”其实不能狭隘的理解为利害，只是他作为皇帝要当为，所以才说。

另一侧的观众席。

“原来是这个意思。”

经过了曹端的解释，之前惨败于他手里的江南士子，方才恍然大悟，而后愈惭愧了。

“若非您的讲解，我恐怕根本听不明白师道先生话语里的深刻含义。”

另一名士子感叹道：“那是自然，也就是师道先生处惊不乱，卓尚书的提问太过凶险，有些小人之心了，毕竟陛下就在旁边看着，若是稍有不慎，无法完美地绕开太祖高皇帝，给出合理的解释，恐怕陛下一怒，金华学派都会化为齑粉。”

“师道先生的机锋非止如此。”

同样在下面观众席休息的高逊志冷不丁说道。

“还有别的含义？”这回连徐老都有些惊讶，因为他也仅仅想到了曹端刚才那个维度，没意识到这里面还有更深的涵义，而徐老看着曹端毫不惊讶的样子，心里更是升起了几分异样的情绪。

曹端是在不懂装懂，还是他早就看透了，只愿意恰到好处地解释一层涵义以免显得自己太过优秀，引来更多地妒忌？

“当然。”

高逊志资历够深、地位够高，他不在乎这些装逼就完了。

他淡淡地解释道：“孟子所说的舜、跖之分，有个典故想来你们都听过，也就是孟子说，闻鸡而起，孜孜不倦行善的，是舜一类的人；闻鸡而起，一刻不停地求利的，是盗跖一类的人。因而孟子说，二者只在义利之间。”

这不是什么生僻的典故，在场学理学的，当然都听过，所以他们显得有些费解。

“您的意思是？”

“这是孟子说的。”高逊志看似说了一句废话。

“那又怎样？”

见众人实在愚钝，曹端闷声解释道：“道统。”

当曹端开口后，方才有聪明人6续明白了过来。

道统！

这里便是说，孟子地位提高并非宋儒搞的，而是中唐的韩愈搞“古文运动”为了恢复道统，重视《孟子》一书，主张提高孟子的地位。

韩愈次提出了儒家的道统思想，原文太长，简单来排序就是“尧-舜-禹-汤-文-武-周公-孔子-孟子”，而孟子死后，道统失传。

到了北宋，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不同，虽然庆历新政的时间更短，但范仲淹和欧阳修是有水平的，他们开始急剧地抬高孟子的地位，来统一当时理学诞生前的混乱思潮。

而理学继承了韩愈的“孟子道统论”，王安石更是将孟子政治地位提高，亲手把孟子抬进了配享孔庙的行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