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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80章 四策（第6页）

姜星火见此，总算稍许松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所以，我们的主要任务，就是迎接这一次挑战，从这四个方面进行反击，那就这么定了，诸位觉得如何？”

“善！”

“同意。”

“赞成。”

“那还等什么？”

“你说的那件事就交由你处理吧。”

姜星火叹息道：“若是真到万不得已。”

“没问题。”姚广孝与他并肩而立，颔答应了下来。

因为这是他一早就想要做的事情，并且他有绝对的信心可以顺利地实施。

姚广孝的这个想法，不过是加了姜星火的计划执行而已，这是他早就准备的后招了。

走出房门后，姚广孝转过身看向背负双手，望着窗外的姜星火：“姜圣，此番道统之争，你真的有信心吗？”

“有！”

姜星火郑重道。

“你知道这一步迈出去，就没有收回的可能了吗？”姚广孝认真地问道。

“我明白，不管结果如何，我们都会遭遇各种质疑，但只要能让国泰民安，百姓丰衣足食，我姜星火甘愿赴汤蹈火，在所不惜。”姜星火坚定道。

“拭目以待。”

姚广孝欣慰的说道：“若是姜圣你能成功了，我们就能在这大争之世中搏出一片未来，倘若失败”

他看了看姜星火语气带着浓重的悲悯道：“你也可以趁早离开这是非之地，进入第九次轮回。”

姜星火的脸上的皮肉，不可遏制地跳了跳。

姚广孝刚才说谎了，在山西太原城边，按照姜星火说提供的线索，他找到了一处坟冢。

在众人离去之后，一副棺椁摆在了他的面前。

揭开棺椁的瞬间，姜星火整个身躯都轻微地颤抖起来。

棺椁里面躺着的那张脸孔，他很熟悉。

那是第四世的自己。

他终于确信了一点，至少在某一条连续的历史线上，他彻底改变了历史。

棺椁中的肉体已然腐朽，脸颊凹陷的皮肤上所刺的八个大字，却依稀可见，并未褪色多少。

——赤心报国，誓杀金贼。

朱熹认为上古时期及至夏商周三代，统治者为圣王，圣王之间以道心相传，心术纯正，所以社会天理流行，是“王道政治”。

而三代之后，由于道心的失传，所以汉唐的帝王没有道心，只知道利益和人欲，他们所做的仁义之举，只是恰好与上古圣王的道心一致的偶然之举，因为没有道心，所以汉唐是“霸道政治”。

其中夏、商、周三代之治作为王道政治，对朱子来说是一种基于孔子的哲学设定、政治理想，或者说，道统。

这种道统，实际上折射了理学想构建的理想政治社会，也就是圣人当政、贤者被用，如此一来则道与势统一起来，在三代以后的儒者心目中，三代之治最有诱惑之处就在于此。

朱陈的王霸义利之辩的焦点在于，朱熹与陈亮两人对三代之治历史评价的不同，以及从中体现的对“道统”的解释的不同。

而陈亮则认为需要“王霸并用，义利双行”，陈亮还说明即便是三代的帝王，也不完全是以王道治天下，中间也有霸道，王道需要霸道为自己开辟道路，便是所谓的“汤放桀于南巢而为商，武王伐纣取之而为周”。

两人在三代之治历史观，也就是“王霸”问题的争论上，基于此，又引出了更深层次的“义利”之辨。

也就是说，怎么区分“王道”与“霸道”？

朱熹区分王霸的标准，就在于讲仁义还是倡功利，仁义为王道，功利为霸道，他认为三代统治行仁义不计功利，而汉唐统治一切都基于利欲。

而陈亮认为仁义和功利是相辅相成的，利也是义，义要通过利来体现，陈亮指出即便是在三代之治的时期，同样也是追求功利的，便是所谓“禹无功，何以成六府？乾无利，何以具四德？”。

那么关于这个论战最核心的问题看到这里，聪明人一定会问了，朱熹凭啥这么确信，三代之治就是好的？他又不是姜星火这种穿越者，他也没亲眼看过夏商周三代是什么样。

答案是，孔子说的。

孔子在《礼记》中明确表达了因循和弘扬三代治国之道的志向，便是所谓“大道之行也，与三代之英，丘未逮也，而有志焉”、“周鉴于三代，郁郁乎文哉，吾从周”等等。

孟子更是言必称三代，朱熹以孔孟正统自居，其他孔孟没解释的东西他可以缝合、自己解释，但这种反复提及、说的清楚的东西，却是万万不能自己解释的，这是他的学术根基乃至立身之本所在，自然要坚持这一观点。

所以明白了吗？

三代之治—王霸之争—义利之辩。

归根结底，都在夏商周这“三代”上。

而姚广孝误打误撞，本来是给姜星火挖坟，没想到把商朝这个上继夏、下启周的中间朝代的最后一位帝王的坟给挖出来了，而且还伴随着大量甲骨文的出土。

这相当于，可以直接通过甲骨文这个反应当时商代社会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的记录媒介，来肯定否定三代之治。

而甲骨文的解释权，在姜星火的手里。

换言之，姜星火现在拿到了“王霸义利之辩”最关键的证物！

还是天上地下独一份的那种！